正文

1845年10月，《卡门》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在此之后，对这篇中篇小说的各种改编就层出不穷，歌剧、电影、绘画、诗歌——比才改编的歌剧版本甚至至今都是演出最频繁、最受欢迎的歌剧作品之一。在它发表的年代，资本主义正在欧洲站稳了脚跟，新的生产关系深刻地改变了社会，金钱崇拜、物欲横流，劳资对立和贫富悬殊日益严重，人与人只剩下冷酷的利益关系。在这样一个时代，卡门以一个惊世骇俗的姿态闯入世界，她容貌艳丽，率真泼辣而又邪恶，无视一切传统道德。一边是流浪民族的粗鲁、野蛮和放荡，一面是资本社会的虚伪、奸诈和自私，冲突产生，问题也就产生了，当两个迥然不同的价值观短兵相接，一场对道德的解构和反思就开始了。

卡门出场的的时候，“穿着一条非常短的红裙子，露出满是破洞的白丝袜，一双小巧玲珑的摩洛哥式的红皮鞋，上面系着火红色的缎带。她撩开头纱，露出双肩，以及别在衬衣上的一束金合欢花，嘴角上还衔着另外一朵金合欢花。她扭着腰肢往前走，活像科尔多瓦养马场里的一匹小母马。”作者借唐 · 约瑟之口感叹道：“在我的家乡，看见这身打扮的女人走过，大家都会划十字的。”卡门是流浪民族波西米亚人的一员，在纺织厂做工，却同时为走私集团充当耳目，时而妩媚迷人，时而放荡邪恶，来无影去无踪，遵循着与唐·约瑟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贵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一种挑衅的姿态游离于世俗之外。

梅里美似乎喜欢在小说里塑造一群有别于文明社会的“化外之民”，同时也以一种亲历者的口吻来讲述这个故事。作者“我”在文中是一个探寻古战场遗址的历史学家，这也是使故事变得真实可信的一种小把戏——然而始终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作品中作者宣称的“真实”，对作品实际的真实性确证并无任何帮助。“我”的探寻，自然而然地走入了一个奇特的世界，在这样一种蛮荒、充满神秘气息的氛围下，盗匪、贵族与军人上演着奇异的故事，一切际遇似乎都不再有违常理。“我”在途中遇到一名强盗，竟泰然自若地同他交谈，期间还不忘调侃自己的喝水姿态像“一个不中用的兵士”。这种善恶身份和道德界定的模糊其实已是一种解构的开始，在这样蛮荒、善恶模糊的地方，一切奇异事件的发生都显得自然而然了。

梅里美笔下这些惊世骇俗的人物描写无疑受到了司汤达的影响，但有所不同的是，梅里美并不打算从文明社会中寻找具有这些敢作敢为、超越世俗的人，而干脆引入一种异质文化，用两种价值观的交锋，形成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也使得传统不再显得“理所当然”。价值的碰撞显出一种战争的姿态，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无情地撕开了资本主义虚伪拜金的面具，于是盗匪、荡妇和杀人犯的所作所为变得在艺术上有所寄托——这是一种道德解构的暴力美学，用一种近乎以毒攻毒的手法，来反叛原以为不可动摇的传统道德。

唐 · 约瑟对自己阶层的反叛也是这种暴力美学的体现：他原本是贵族阶层的成员，但当卡门从他面前娉娉婷婷地走过，“拿起衔在嘴里的金合欢花，用拇指对着我一弹，正好打中我的眉心”时，唐·约瑟的奇特命运便开始了。他被卡门身上野性的、自由的美吸引，放过了被追捕的卡门，成为其情人。但强烈的占有欲使他与卡门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迷恋于卡门的放荡不羁，却又希望她在他身边变得“本分”。约瑟甚至怀着强烈的嫉妒心杀死了和卡门接近的军官，因此被迫沦为盗匪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梅里美的情感倾向通常是隐藏的，他并不对任何一方表示赞许或否定，《卡门》中每个人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每个行为的动机也都难以定性：卡门固然代表一种追求自由的象征，却同时为鸡鸣狗盗之徒，约瑟看似向往自由而背叛传统，却实际是迷恋卡门的美色，加入匪帮也只是被逼上梁山，也为了获得卡门的好感。但是作者也绝不是毫无感情，他那深沉、饱满的激情，都在那些恰如其分的细枝末节里，在那些不加修饰的人物活动和确凿的事件之中。梅里美的同情和赞美无疑在卡门身上，但文中并无什么明确的赞美之词，相反地，还有许多贬低的描写，甚至写道卡门是“一派淫荡无耻的作风”。作者相信刻画人物，词语不是重要的东西，人的价值都包括在他所经历的事件里面，通过情节与细节来表现，而我们对卡门这样一个具有奇特的野性之美的复杂形象的好感，也无疑是从那些细微的地方感受到的。梅里美善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却不是浪漫主义的作家，他受到启蒙主义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憎恶黑暗的现实，但又因自己的无力感到极度痛苦，这样一来，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就自然而然在笔下诞生了

正如前面谈到，梅里美通常通过异质文化来引入冲突，在那些游离于所谓“文明社会”之外的异族或异端人士看来，传统道德显得那样不可思议。这样的不可思议其实也正是梅里美确证世界本质后突然产生的疏离感和惊奇感，当实际的道德一本质的姿态显现出来时，它就无疑被解构了，失去了原来的不可置疑性。但是，这种道德解构实际是为读者准备的，而故事中的人物，却是“身在此山中”。唐·约瑟看似融入了新的生活，却时时刻刻认为这种生活是邪恶的，时时刻刻想回到原来的生活；卡门虽然深知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自己同时也是一个狡诈、邪恶、淫荡之徒。我们会发现，作者没有将人物的塑造停留在情节上，而是放在了社会和历史的视角，进行审美比较和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在这些邪恶和负面的生活和精神品质之外，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展现出来——这，便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暴力美学”

小说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卡门作为自由生活的追寻者和生命原始活力的持有者和坚守者。在她的各种负面品质之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热情豪爽、大胆而有一种侠客风范的、倔强而崇尚自由的充满生命力的吉卜赛少女。她的放荡不羁看似有违道德，却是一种生命力的解放——况且，传统的占有欲本就是作者想要通过强烈的对比所批判的。卡门的放荡，并不是出于见风使舵、毫无底线的，相反，她极度珍惜这种生活的自由。在小说结尾，作者将冲突提升到了极致，即文学史上著名的“卡门之死”：卡门面对唐·约瑟的咄咄逼问和死亡威胁，勇敢地说：“作为我的罗姆，你有权杀死你的罗密，但卡门永远是自由的！”这样一种悲剧性的冲突表现了卡门对人的独立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时也体现了新旧价值观的不可调和。卡门无疑是一朵迷人的“恶之花”，异端般地蔑视传统或说被以为的道德正确，对被占有和金钱腐蚀的拒绝，与平庸残酷的“文明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卡门是一颗带着污垢的宝石，但这污垢仍然不能掩盖她的光芒。这也是为什么卡门这样一个带有些许负面品质的形象为历来的艺术家所推崇，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

实际上，这种人物的不完善也体现了梅里美对人的本质的接受：人是不完美的，但这不妨碍人的伟大。这样的充满生命力的、崇尚自由与独立的人，便使得那些道貌岸然的贵族显得十分可笑。卡门的放荡不羁其实是发自内心的，卡门的爱情观是天然本真的“生命之恋”，而它的发生是不需要道德前提的。卡门的爱情强烈、盲目、主观、倔强，也不能忍受理性和道德规范的约束，以至于面对死亡这样一个暴烈的结果也义无反顾。道德规范固然是必要的，它要求爱情的忠贞，但道德发展和细化到一定层次，就成了僵化的牢笼。爱情在唐·约瑟那里变成了一种自私的占有，甚至不惜大开杀戒。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约瑟之所以收到卡门的吸引，并不是向往一种本身不具有的自由和热情，相反，自然原始的活力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存在的，这是由人的生物学本质所决定，可以看作本能的存在。而约瑟试图接近和加入卡门的世界，其实是对本我的向往，他一面怀恋资本世界的传统，又一心想要寻找自我的解放，但这样的理想终归是不可实现的。这样一来，《卡门》的故事就只能以悲剧的形式结尾了。约瑟面对追捕，选择束手就擒，似乎卡门所代表的自由与热情已经在约瑟身上消失了，他显得心灰意冷，传统道德又回到了他的身上，盗匪与走私者的生活、和卡门的超越世俗之恋，以及手上沾满的鲜血，又再次成为了罪恶的来源。生命力与道德规范的冲突再次以不可调和的结局收场。

艺术作品里永远都存在对人类本性的思考、对道德约束与生命力冲突的讨论。梅里美选取了这样一个异域传奇的独特角度，极大丰富了读者的审美感受。后来的歌剧版改编，使得充斥贵族平庸生活写照的歌剧作品里面，突然出现了比才《卡门》这样不羁、暴烈、反叛与非传统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使人们耳目一新。积极的、未泯灭的自由灵魂对僵化的道德世界的反叛，也将会在新的改编和解读中继续。

2020.3.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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