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篇文章，虽说是要“论”王尔德，但依其本人的观点，艺术仅为自身存在，不仅超越作者和世俗道德，仿佛连他者的欣赏，也是艺术存在的不速之客。正如博尔赫斯所言，“作品一旦完成，便独立于作者之外”，在这之后，连作者再读它，也要怀着一种陌生的、小心翼翼的态度。王尔德毕竟已经死了，作品的唯一密友不复存在，作为陌生者的后人再妄加似乎并不受欢迎的分析，就有坟头蹦迪的嫌疑。这样看来，与其说“论”的是王尔德，不如说论的是王尔德的艺术在笔者心里的歪曲印象，要用观念和标签流氓地将它们收编。我甚至要说，王尔德艺术成就的顶峰，就是这个人已经死了。像他的作品中形形色色的死亡一样，脱离了时间延续和生物运动，终于是艺术的“完美存在”了。生活本身只是某个时刻，美却是通往毁灭地狱的路径，若想获得真正的美，毁灭，或说死亡，便成了最好的选择。这种惊心动魄的唯美主义从痛苦的土壤里开出妖冶的花朵，用暴烈的毁灭同时绘制庸俗与超脱、丑恶与美好。这便是王尔德的“暴力美学。”

王尔德作品中的角色普遍难得善终。最初接触王尔德是小时候看的童话集子，很受震动：穿金缀银的快乐王子雕像被扒个精光，连眼睛也被挖了，铅铸的心在严寒中冻成两半，和死去的燕子一同被扔进火炉，还要拿去给上帝永世唱赞歌；夜莺扑在玫瑰丛中，尖刺插入心脏，用鲜血浇灌的美丽花朵被学生的爱人嫌弃，掉进路旁的水沟里；孤僻的巨人终于敞开心扉迎接孩子和春天，却老是念叨只来过一次的乔装的耶稣，最后被一波带走，死在孩子们面前，全身盖满白花——这些故事个个凄美残酷，满是宗教痕迹，惨死的捐助者、卑微的爱人、春天的弃子，要素过多，简直就是儿童邪典。这些童话的迷人之处绝非所谓的博爱情感，因为给那些角色一个好的结局，宣传效果是相同的，甚至更能得到小朋友的认可——当然肯定不是所有小朋友都像我一样心术不正。不过既然王尔德已经死了，现在就没有什么人拥有最终解释权，我怎么说都可以，而且还符合他“艺术自由”的思想。理解作家就要学习他的思维方式，这一点无可反驳。

角色们极低的生存率并不代表王尔德拥有一种对死亡奇怪的恶趣味。指责残酷的死亡结局少儿不宜，就像诟病歌德写下《少年维特之烦恼》以教唆欧洲青年穿上蓝色燕尾服和黄色马甲用手枪自杀一样无理取闹。事实上，王尔德对此早有说明：“这些童话并非为孩童所作，而是为18-80岁童心未泯的人们所创作的。”故事是冷酷的色调，辅以极端华丽的语言，构成了王尔德独特的死亡叙事。角色们并不是暴毙或亡如鸿毛，为表现残酷和血腥场面而死，相反地，它们步履坚定、意志顽强地走向死亡。快乐王子以近乎宗教式的献身精神走向毁灭；夜莺用死亡换取象征真正爱情的唯美的玫瑰；老国王临终忏悔罪过，让位给平民少年，获得人格新生——献身、老去和新生，让死亡不再像一个结局。王尔德指出，艺术以追求美为目标，而美是超越一切形式存在的。无论是语言还是故事，这些童话都是颠覆性的，都是一种对美的不懈追求。美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王尔德有很深的基督教情结，又认同天主教，但他推崇的唯美理念又促使他排斥宗教。这种矛盾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信仰困境，一方面他沉浸于有形之美，另一方面又感到宗教绝对世界的道德召唤。这种美丑绝对与道德消解的冲突贯穿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而这个矛盾的核心在于人的生存，它仿佛是艺术美之颖，唯有毁灭，为美加了一个着重号，同时也摆脱了宗教对人的束缚。矛盾的美的追寻使这些角色走向毁灭——极致的唯美便是毁灭，这就是王尔德童话魅力的来源。王尔德笔下的死亡绝不仅是肉体的消亡，悲剧引起恐惧和怜悯，产生审美效果，超越肉体的衰败。爱情、美德与艺术在王尔德的笔下冲撞绞杀，作为生物的短暂和作为艺术的永恒永远矛盾，而死亡使艺术脱颖而出。

然而把美作为最终价值、把死亡作为通往这价值的路径并不是鼓励人去死。死亡作为艺术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十九世纪末的欧洲，达尔文正用进化论挑战宗教赋予人的价值，尼采正宣布了上帝的死亡，资本主义正处于黄金年代，新的生产关系深刻地改变了社会，金钱崇拜、物欲横流，劳资对立和贫富悬殊日益严重，人与人只剩下冷酷的利益关系。我不知道王尔德对于这种意义消解都作了什么样的思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无疑意识到了人性与动物性最大的区别，那便是艺术。四万年前，当婆罗洲的穴居生物在石壁上按下第一个手印时，“人”便诞生了。在那之前，人的本质，不过是基于一堆可以自我复制的分子。它们从三十五亿年前开始，就怀着自我复制以延续的唯一目的在原始海洋中漂浮，竭尽所能地优化自己的存在。捕食与光合、蛋白质外壳与胞衣、羽翼和獠牙、速度和隐匿，不过是生存竞争的无意识手段；人的部落与社会关系，工具和语言，经济和政治，不过是提高生存效率的途径；内卷、外耗和无休止的战争与征服，实际却与竭力扩大生存空间的动物并无本质区别。然而动物是没有艺术目的的，动物只有生存目的。艺术作为文化扩散的介质，第一次反抗了基因机器的暴政。基因命令我们不择手段地生存，亲情、友情与爱情，在文学中被无数次歌颂的这一切活动竟都发源于动物性，它们镶嵌在社会道德的框架里，被生物的伦理制约，当社会语境走向虚无时，它们也走向虚无了。然而人终于有了艺术追求作为力量去反对自己的缔造者，以前这个缔造者是上帝，现在它是基因。我们的生命，从一个受精卵开始，又把所有的努力还原为另一个受精卵，方式千变万化，本质一成不变。当生物性失去价值时，艺术则让我们创造自己的文化基因，把生存的意义牢牢地攥在了自己手中。

因此，死亡在文学作品中就变成了摆脱动物性的艺术手法，使美代替基因接受人的最终价值。正如刘慈欣在《梦之海》里设想的那样，有一天，当文明发展到能解决一切生存问题时，艺术就成为了唯一的意义。外星文明抽干地球的海洋，在近地轨道上制作美轮美奂的冰雕，不能不说也是王尔德唯美主义的又一次演绎。王尔德的死亡叙事，与其说是对艺术的变态追求，不如说是和动物性的决裂。在王尔德看来，美是作为人的最高价值，无疑是高于社会道德、甚至高于生命的。在给《司各兹观察者》的信件中，王尔德写道：“一个艺术家是毫无道德同情的。善恶对于他来说，完全就像画家调色板上的颜料一样，无所谓轻重、主次之分。他知道凭借它们能够产生某种艺术效果，他就把这种艺术效果产生出来。伊阿古也许是道德沦丧的，而伊摩琴则是纯洁无暇，正像济慈说的那样，莎士比亚塑造他们所得的愉快是一样多的。”王尔德宣称了美的价值，却没有界定美为何物。似乎一切感官享乐的源泉均能称之为美，于是善恶美丑渐渐界限模糊，变得复杂多义。

他另有一篇炼狱般的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将一切衰老和恶相转移给肖像的道连甚至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自豪和迷恋——王尔德放弃了道德立场的辩护，进行疯狂的美学冒险。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也许可以看作是王尔德的三个不停争斗的人格：画家巴兹尔怀着与作者同样的艺术追求，却又有和主流价值一致的道德认知，甚至对下坠的道连进行规劝，这无疑是王尔德的社会人格；亨利勋爵则不停对道连灌输惊世骇俗的观念，鄙视理性，崇尚感性，追寻感受，同情罪孽，超现实的感性想象与王尔德离经叛道的唯美思想一脉相承，无疑是王尔德的道德人格；道连则拥有令王尔德羡慕的能力，即通过画像分割了灵魂与肉体，意识到青春易逝后，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艺术至上的道路，他一掷千金，放荡不羁，追寻一切主观美的事物，犯下大罪也在所不惜——但他最终即使逃过追杀，也无法摆脱社会道德的负罪感，他试图毁掉带来一切美好与罪孽的象征艺术追求的画像，却杀死了自己。自此，所有的挣扎和彷徨、所有的拘束与疯狂，都收束到了唯一美的画像上——这无疑是王尔德的艺术人格，那个为艺术而艺术，又无时无刻不处在传统价值的挣扎中的王尔德。这样一来，《道连·格雷的画像》里的美与丑、生与死的鏖战，就变成了一种审美超越。凶杀、背叛和虚伪与极端的美并行不悖，艺术自由超越道德危机，又消亡于道德危机。死亡作为艺术破茧之手段，让艺术残忍地获得永生。

至于《画像》的主题究竟如何，我并不作结论。简单地说，大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带一点魔幻色彩的拙劣寓言，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行为艺术。美在狰狞的恶行中被表现，然而道连一生都受到一种夸大的良知感的缠绕，这毁坏了画像带来的虚浮的欢乐，让所谓的美摇摇欲坠，艺术理想终于搁浅在沉重的现实里。王尔德那宗教、道德与艺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心理在剧作《莎乐美》之中发展到了极致。这是王尔德生前最后一部戏剧作品，也是其暴力美学的巅峰。《莎乐美》的灵感来自《圣经·马太福音》中寥寥两百字的内容，王尔德用惊人的创造力把它改得面目全非。阴暗肮脏的水牢，迷幻浮华的宫殿，咏叹调式的对话，宗教的幽灵，还有堪称病娇始祖的莎乐美，向先知约翰索爱而不得，便为乱伦的父亲希律跳起淫荡的七层面纱之舞，换取约翰的头颅。然后便是那惊世骇俗的一吻。月光照亮了莎乐美鲜血淋漓的嘴唇，让希律王惊恐万分，令众士兵一拥而上，莎乐美暴毙于盾下。这部戏在1893年的英国毫不意外地被判定为“有伤风化”，被禁止演出。病态扭曲与唯美极致同时出现在作品里面，王尔德似乎无所顾忌，卡帕多西亚人称自己的家乡“已没有神的存在”，犹太人又说道“神无时无刻不隐身，他无时无刻都现身”，死亡天使振动羽翼的声音阴魂不散，月亮欲言又止，凶险冷漠，这仿佛是信仰危机之人的自说自话，而莎乐美干脆跳出来，无所畏惧地呈现惊人的邪恶、率真、妖媚和恐怖共存的姿态。戏剧充满纠结、扭曲、血腥和暴力，经王尔德天才的调制，却也像莎乐美佩戴的珠宝一样精致优美。莎乐美是否是美的，这一点非常存疑，因为美是非常主观的东西，命令禁演的老爷们显然也具有审美追求，遗憾和王尔德不是一路；杜尚把小便器放进美术馆，也不能说这就是乱来。然而她毫无疑问代替压抑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灵感，也代表了对道德传统的反叛，吸引着其他艺术家。这种离经叛道的超越性，便是莎乐美形象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奈何王尔德终于在道德挑战的危险游戏中毁灭了自己。纪德这样评价王尔德：“他的天才都倾注在生活里，在他的作品里只倾注了才华。”当王尔德对海关说出“除了天才，我没有什么要申报的”之时，就早已预言了他与传统对抗的悲剧命运。因为和波西的断背之恋，王尔德被捕入狱，以他为主力的唯美主义运动因此走向衰落。我不知艺术家是否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在他们创作时，他们便不顾一切；当他们因创作感到疲惫时，便会唾弃和后悔自己的创作。狱中的生活摧毁了王尔德的精神，也使其美学观念发生转向。“基督的精神”促使他最终放弃了波西，正如王尔德在《雷丁监狱之歌》中所写，“但人人都杀死所爱”。他离“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越来越远，最终回到了出发时的道德牢笼。我甚至设想若是他活在对同性之恋相对宽容的当代，会不会有更多珍贵的惊世骇俗之作。美是什么？我们对美的感受到底出自本能还是出自对本能的反叛？审美超越的暴力美学最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像拉格朗日方程的循环积分一样又回到了原点，但令人安慰的是，这期间仍有新的东西出现。也许我不能说王尔德在美学的狂欢中一败涂地，但他确实最终输给了桎梏，把人生过成了衰亡的传奇。这个酷爱毒鸡汤的金句带师并没有轰轰烈烈地死去，1900年的冬天，他因脑膜炎在巴黎的阿尔萨斯旅馆悄悄撒手归西，死前口里呕出褐色液体，显然是不太美的。

2020.3.30

参考文献

[1] (英)奥斯卡·王尔德著. 夜莺与玫瑰[M].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2] (英)奥斯卡·王尔德著. 道连·格雷的画像.王尔德代表作[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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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孟然,黄德志.唯美主义的极致追求——从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对郁达夫《沉沦》的影响说起[J].名作欣赏,2016(32):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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