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写了一个试图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生活的人。拉斯柯尼科夫决定不再甘受现世思想的制约，超越性地发明了一套分别人的理论。为了证实或证伪自己是否是“非凡的人”，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最终却陷入无尽的自我折磨中。我本来愿意相信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然而我注意到拉斯柯尼科夫的所谓悔改，其实是在社会语境下发生的。他的自我判决所依据的标准，全是社会赋予。也就是说，他自始至终并没有跳出社会思维模式的框框。这个故事生动地体现了社会语境的威力。我们自以为自由的思维方式里，实际深深地镶嵌着社会的基因，我们所作出的每一个判断背后，都有环境的喃喃低语。

一个社会呈现出来的整体样貌，便是语境的直接产物。这种由数个基本判断生长出的体系恰似一个故事，人们选择相信它们，并以此作为原则生活，就像相信神话一样。社会语境是人类的共同神话。社会建立在对基本判断的敬畏与遵守上，以此签订社会契约，以此指导衣食住行。这就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逻辑。人的生存需要意义，因为群众需要生活在具体的幻想中。而群众永远不会试图花时间理解抽象的哲学语句，他们需要浅显易懂的口号。所以基督新教给出的解释是，“人生存，为了上帝的荣耀”。这句话将人的存在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宇宙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人是上帝的辅助者，就像工人与工头的关系一样，而上帝这个工头给出的承诺是，主的虔诚侍奉者将在最终审判中获福祉。

可是这还不够。为了践行“为主添荣耀”的理想，群众需要具体的行动方案。旧式的教义允许习惯化的生活，劳动强度以满足生存要求为准；劳动的组织形式虽有资本主义的形象，却缺少创造所有可能价值的动力，而新教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路德唾弃修道院的生活，认为这是在逃避尘世的义务，而新教赋予人的意义又自然引出了“天职”的概念。路德认为，令上帝满意的唯一生活方式，是履行作为上帝的工人的义务，通过创造财富来实现进行宇宙计划的价值，在他看来，这是博爱的外在表现。“履行天职”便是一种入世却禁欲的口号。在这种语境下，人创造财富是一种超验的行为，财富是手段而非目的，这便割裂了创造价值与享用价值的过程，迫使人在冷静的状态下理智地计算得失，以便尽可能多地获利。这种经营方式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观念。真正的新教资本主义者并不是狂热的、不择手段的逐利者，他为理性化的组织的事业劳动，以求为人、最终也是为上帝提供物质产品，这是他毕生工作的最重要目的之一。韦伯得出了结论，新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人民的思考和行动，其教义恰好包含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于是为西方所独有的新教滋生了独在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

在韦伯的逻辑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共同神话对社会的塑造作用。其基本步骤，无非是先提供公理，就像欧几里得为了平面几何所做的那样，然后以此为据，推导出一系列“要得的”行事方式。可是这些分析仍然停留在哲学的层面，而无法被大众轻易解读。于是需要口号和意象，这是群众思维的素材。古斯塔夫·勒庞认为，观念的固有价值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它的效果。无论是新教教义，还是后来的民主思想，甚至社会主义观念，都是以短视的、具象的方法接近群众，给他们暗示，将明显的利益展示给他们。我相信上世纪中叶人们强力支持共产主义者的原因，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分析和认识世界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而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具体目标吸引了他们。跟随这些革命者有饭吃，这才是人民想象的内容。

共同神话就这样产生影响。媒体会定期发布最新的观点，以便民众摘抄使用。当一个观念被不断重复时，就会像广告那样朗朗上口。社会语境仿佛应用商店，便于人们各取所需，不过他们得到的一切，事先都经过了出版方的授权。可以说，人的自由思想，其实都是社会的造物。这里的问题是，该模式不仅仅为宗教所专有，人文思想仍然包含在这个体系中。根据尤瓦尔·赫拉利的总结，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建立的社会具有五条公理：

——人文主义政治：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人文主义经济：顾客永远是对的；
——人文主义美学：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
——人文主义伦理：感觉对了，就做吧；
——人文主义教育：为自己想。

人文主义告诫我们，意义只能由人自身赋予，世界是人本的，在先验的存在里，人是自己的造物。于是我们“为人的荣耀而生活”。于是我们相信价值出于自身。这个逻辑多么熟悉！简直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如出一辙。目前我们正快乐地生活在其中，无论意识形态。理论上说，我们不应该也不允许怀疑自身价值观的基础，但是根据现世的情况，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番这几条公理。

在选民政治中，良莠不齐的投票者大多是短视的，对未来毫无约束力，这使得候选人可以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而不会受到长期监督。看看最近的美国总统选举吧，那个满嘴火车的老人是否生动地展示了选民的智慧？再看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于上世纪初造成的恶果，差点将一个民主国家逼上法西斯之路。至于美学，被短视频、垃圾歌曲之类鲜有营养的艺术作品充斥的人民审美视野，还有资本运作下令人恶心的电影洗钱，我们的人文主义带来了什么？遑论伦理与教育，我怕是将遭受人文主义鸡血驱动下斗志高昂的键盘侠的口诛笔伐，甚至不敢举出过于激进的例子。

我惊惧地发现，之前赖以为信仰的人文主义，竟然也漏洞百出。人文主义仍然是一种现代神话，我们选择信仰它，因此就很难跳出它提供的思维框架。我想起那些虔诚的基督徒，那么相信上帝，虽然加尔文残酷地告诉信徒，他们很可能并不是天选之人，纵使信奉上帝，也无法获得救赎。我不知道基督徒们听过众多对上帝的箴言的诠释，有没有想过这些诠释的来源，有没有想过，这些箴言又是从何而来。《圣经》所载，并没有描述一个宽厚、博爱的神主，相反，面对“围困窘迫”，还可以“各人吃自己儿女和仇敌的肉”。面对异教徒，“我要你们去击打他们，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悯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拜伦也曾写到，上帝那“死亡的天使在怒流中展开双翅，经过仇敌时往他的脸中呼气；沉睡者的眼睛死寂般蜡封，他们的心瞬间起伏，然后永远静止！”上帝之力便使“亚述的寡妇哀号震天”，耶和华面无表情地完成了屠杀（《西拿基立的覆亡》）。弥尔顿因此感叹“哪怕因此会把我放逐地狱，这样一个上帝我也无法敬重。”站在新教伦理中的人们！你们的主到底系谁所造？所信的博爱尚有作为被救的子民的前提，平等又何以谈起？人们辛苦经营，献给上帝的赋税，最终为谁所享有，应该被谁所享有？人们本来可以生活得更好，但是神话不允许他们走得太远，事实上他们也很难走远。然而这些神话看似牢不可破，但却为今日社会所边缘化。可见总有人找到了很好的思路。谁又知道哪一天，当人文主义的问题被充分认识，又会有什么样的新神话来取代它呢？

神话所建立的是作为物种的人类，而物种的利益对个体往往是残酷的。个体只是传递基因的机器，以扩展数量作为种群的成功。赫拉利嘲笑道，那么，家鸡恐怕是最成功的鸟类啰？然而鸡仔在冰冷的传送带上被拣选，有的被直接丢进麻袋，像垃圾一样处死。活下来的，与其说生存，不如说是长在窄小铁笼中的肉团。也许鸡的价值观里，存活即幸福。但我们是文明化的人。类似于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担忧的快感价值伦，正在娱乐至死的社会里被一步步变成现实。我们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的一只家鸡吗？在生物学高度发展的社会里，有人将从“创造神”转为“成为神”。剩下我们成为无用的人，那么我们将要怎样自欺欺人地赋予自己“意义”呢？显然，我们需要在神话框架之外思考的能力。我们不能甘做“家鸡”，我们应该追寻智慧，找到真正合适的生活方式。

追求智慧从不应是生活的点缀，而应是生活的基础。我们知道，人民的思想总是要比前沿慢半拍，于是“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这种模式在当今世界亦是常见的，不用赘述举例。我们只是应该有鉴别这种说法变化的能力。一个思想素材代表了什么，无论怎样称呼它，其实质是无法改换的。既然说法如此脆弱，我们因此同样有理由担心，在说法不变的情况下，实质亦会被改换。这在现世亦有实例。我认为，智慧的第一步，便是要在知晓实质的基础上，探索自己究竟应该怎样生活。这时神话便成为一个可供探讨的话题。一旦神话成为话题，它的权威性便会消弭，就像曾受拥戴的英雄，在失败后受到追随者的侮辱。所以神话的撰写者会千方百计地赋予其神秘性，在基督教伦理中，它叫“强行窥探上帝奥秘的不正当企图”，是应该被罚入地狱的；在独裁国家，它叫“莫谈国事”。可见无论何种神话，最害怕的就是被思考，那些触及本质的追问，是一切谎言的噩梦。

我们曾在儒家构建的神话下生活了数千年，这种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模式与新教伦理影响西方如出一辙，只是前者将古中国带入了一个维稳的怪圈。正如王小波所言，当一个社会缺乏从根本上改变现世生活的动力，它必然是落后的。虽然儒家与新教同样有缺陷，但后者是外向的，因此在全球化初期的时代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而我们很晚才认识到这一点。根据这个教训，我们就应时刻追问现实神话。人类总是需要神话的，否则社会就无从建立。缺乏基本信条固然不可行，但守着信条不允许任何改变，也是很可疑的。我们当然不能像拉斯柯尼科夫一样唯我地胡思乱想，但即使囿在圈子里，却尽力向外跑，做一些触及本质的思考，也能使人眼睛更清亮。

2018.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