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不能废除。

首先说明一点，这里讨论的死刑，仅指民主国家的死刑。在民主国家，与其他刑罚有本质区别的是，死刑不是促使悔改的刑罚，更不是报复性的刑罚，它的内容是消灭执行对象。其执行过程是极端不可逆的——这便抛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是否已将包括生命权的最基本人权交予社会契约？

人们常说“天赋人权”，其实这话有造神之嫌。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人类生活在虚构故事之中”。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证明”的“人生来而分等级”，抑或十八世纪法国制宪议会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都是不同时期人类选择相信而赖其构建社会的共同神话。可是从真实情况看，人权并不是凭空跳出来的。人作为社会契约的签订者，自愿参与到民主社会中，并享受其带来的权利。也就是说，人的权利是社会契约赋予的权利，是作为守序者的人权，简而言之，是“人赋人权”。人权不是个体首先拥有而交予社会契约，而是通过参与契约而获得的。死刑的执行对象严重地突破了社会契约的底线，使其他人暴露在权利被随意剥夺的危机之下。可以认为，罪犯在突破底线的同时，撕毁了要求社会全体遵守的契约，而自动放弃了契约赋予的权利，使社会遭受回归野蛮时代的威胁，而在野蛮时代，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供讨论。对于这样的人，社会有权收回他从契约中获得的权利。

所以，死刑的最大作用，在于通过消灭严重危害社会契约的人，来达到维护社会体系，保障签订契约者权益的目的。因为这个原因，过失犯罪者不会判处死刑。另外，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是指剔除越轨者能起到安抚守序者，从而降低统治成本的作用。对统治者言，这并不是出于简单的满足普通人的复仇心理，而同样也是对社会契约权威性的捍卫。在死刑中保障人权，是保障执行人的人权，是防止执行酷刑对其心理的伤害。至于被执行人，所要保障的是死刑的温和性，因为死刑所起的作用是消灭而不是折磨；而我们也不能将死刑犯拿去做实验，因为这不是其罪行的必然结果——罪行剥夺了死刑犯的权利，而不可能新增加其义务。

死刑的另一个作用，是对潜在犯罪的威慑。马基雅弗利曾警告君主们，“无论谁想建立一个国家，并给它定法则，他就应该先假定人都是凶恶的。”这话所传递的性恶论自然有待商榷，它却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只要有恶人，甚至潜在恶人的社会，对犯罪的威慑就是必要的、法律就是必要的。更严重一点，我们的民智尚且达不到托马斯·莫尔爵士笔下的那种开明，社会中总有那么一些人蠢蠢欲动，极刑便尚有存在之必要。死刑作为维持社会安定的终极威慑，一定程度上能阻止一些图谋不轨的想法。事实上，废除死刑相当于开放了犯罪底线。参考当今废除死刑的墨西哥无法无天的黑帮，便可见一斑。

废死论支持者往往持有一种观点，即让罪犯通过劳动来补偿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损失。这种想法其实是幼稚可笑的。维持罪犯的关押，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养一大帮恶棍，羊毛出在羊身上，并无意义。联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前后中国农民生产力的巨大变化，为受害者或其家庭懒洋洋地赚钱并不是救赎，他能创造多大价值？罪人的生龙活虎反倒是对他们的莫大讽刺。犯罪所带来的伤害，岂是劳动所能补偿？再者，监狱生活是否能有效改善一个人的思想，还需打上问号——不过即使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也为时已晚——往大了说，谁会原谅一个低头认罪的东条英机？这并不是拒绝浪子回头，因为一个人的悔改并不能抵消罪行。况且，监狱恰似一方大熔炉，罪人加入，大开眼界，有变得更坏的可能性。严酷的监狱生活恐怕只是让他变得老实起来，一有机会还是该当匈奴就当匈奴，甚至出狱后进行报复性犯罪。至于废死者们对冤假错案的担忧，那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法律执行的问题，其解决关键在判决的斟酌，不在判决的有无，故不属本文的讨论范围。

2018.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