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叙述的方式和叙述的目的往往是紧密相连的，对常识和大众经验的忠诚往往让小说染上历史记载般的僵硬。而现代派小说从对具体的客观世界的描摹中跳离，把目光投向人的内心——这无疑意味着传统讲述的崩解。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所言：“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这样的作品，“我”的第一人称讲述显然是荒诞而有违逻辑的，“我”的经历更像是用迷茫而兴致勃勃的口吻讲述的梦魇。表象的真实在讲述中断裂消失，不可靠的表达中，隐藏的另一种真实在象征中重新生成。

一、“感觉替代经验”和真实的解构

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提出：“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传统的讲述仿佛一间牢房，确定的语言和意义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被无数次重复的世界。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世界却是奇异而陌生的，公路像海浪一样起伏，晚霞像蒸汽一样升腾，寻找旅店的想法将脑袋撑破，货车司机与路人都令人琢磨不定；暴力、荒谬与若有若无的希望与温暖交织，组成怪诞的图景。小说全部情节均由第一人称的“我”讲出，充满主观感受和视角的偏颇：“我”遇到的货车司机接受了香烟，却在我提出搭车请求时粗暴地让我“滚开”，而当“我”提及这个事实时，司机又立马变得和“我”亲如兄弟；当我出于正义为司机保卫货物时，司机本人却无动于衷，甚至和哄抢的人一起嘲笑起“我”来。这些怪异的事件使讲述者愤怒、沮丧又疑惑万分，对这些感受却并没有提供可能的解释，而通过象征传达给读者另一个隐藏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初出家门，对世界满怀期望和好奇，却又缺乏充分认识的十八岁青年，这就意味着，“我”所经验和讲述的，被个人的片面的认知能力局限，因此并不能很好地理解遇到的许多事件——这才是小说情节充满不合理的真正原因。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文中最怪异的货车司机的行为，是可以解释的，这些证据都是文中不起眼的细节，没有被讲述者注意到，而是留给了读者。比如上车时，“我”听见了司机口袋里的钱叮当乱响，而司机还朝我来时的方向驶去——这里明显是在提示：司机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是和“我”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驰的，故显得难以理解；而后文司机对作恶者无动于衷甚至同流合污，则表现了一种自我麻痹的处世态度，充满正义感的“我”和他们格格不入。

可以看出，这个故事本身是被讲述者加工和解构过的。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讲述者派一样，他是海难的唯一幸存者，因此所有的讲述，都无法找到现实的印证。噩梦般的经历之后，几乎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派将这段经历加工成了与一船动物在大洋中漂泊，遇到奇幻而美丽的各种景象。然而故事中动物的杀戮与竞争，很可能就是真正乘坐救生艇的人类的杀戮和竞争，每一只动物，都是幸存者的象征描述。而去年上线的电影《小丑》就更进一步，为故事加上了两层虚假的外壳。亚瑟备受冷遇与压迫，一步步堕落，但母亲和善良的邻居是他仅有的慰藉——但故事讲到后面，转折出现了，他甚至根本未和邻居交往，一切美好都是幻想的产物；更进一步，电影结尾，亚瑟坐在精神病院，墙上的挂钟竟然和开头咨询心理医生这样完全不同的情景处于同一时间——这就使人怀疑，整部电影都是亚瑟杜撰，小丑的真正起源，根本就没有浮出水面。

《十八岁出门远行》也具有这样的嫌疑。片面的认知能力和记忆的不可靠，加上选择性的遗忘和加工，感觉替代了经验，成为文本表面的事实，真实世界在讲述中断裂崩解，变得复杂多义，具有丰富的解读空间。

二、不可靠叙述的暴力书写

余华的写作中充满对暴力的描写。《一九八六年》中热衷于古代刑法的历史教师在多年后作为疯子重返故乡，在春天的街头上演着古代的各种酷刑。这中间插入了时代的背景因素，那就是文革。他在饱经摧残后，回到那个他曾熟悉的地方却早已物是人非。《兄弟》中经孩子的目光，宋凡平的断臂竟然是在“休息”，而读者无疑知晓这是红卫兵们的暴力所致，显得滑稽而残酷。他的后期作品的暴力均有明显的指向，甚至表现出一种沉迷的趋势，显得有些过犹不及。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对村民暴力的描写，就恰到好处。对抛锚货车的抢劫，固然有改革开放初期价值迷茫所生乱象的影射，但更多的是体现了稀少的持有传统价值观的人与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大多数人的激烈冲突——但“我”无疑是失败者，但遗憾的是，“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冲突的存在，自始至终的主要情绪居然是疑惑不解。“我”的疑惑在故事中比比皆是。司机的唯利是图，与从受害者到施暴者的熟练转换，都使我疑惑。故事中的暴力发生是缺乏逻辑的、难以预见和理解的，这也是这种暴力最令人恐惧的地方。村民像蝗虫一样一拥而上，把所有货物席卷一空，在这样的情形下，货车司机做出了最不可理喻的行为：对“我”的义举加以嘲笑，还抢走了书包，和其他施暴者同乘拖拉机离去。故事中的“我”其实并不害怕恶的力量，还勇敢地上前搏斗，但让他沮丧的是司机的恩将仇报，这种举动几乎是后院起火，瞬间使“我”对自己的价值和动机产生怀疑。

虽然《十八岁出门远行》更像是一个关于社会的黑暗寓言，小说中却也不乏温情和欢乐：“我”对世界充满了热情和好奇、父亲温柔可亲的嘱咐、未成年的无忧无虑，都略有提及。当暴力的狂欢终于收场的时刻，作者遍体鳞伤地躺在遍体鳞伤的车里，却开始了对出发前温暖的回忆，与令人绝望的经历形成绝妙的反讽——由此可见，所谓温情与欢乐的描写，也不过是虚假的、自我安慰式的、毫无意义的，它们只能使故事的暴力、掠夺、背叛与罪恶更加触目惊心。

最重要的是，这一切体验和叙述都是由一个并不全知的、仿佛在梦游一样的叙述者所讲。故事的发展逻辑与日常经验有很大出入，“我”的讲述却有条不紊，仿佛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主人公所叙述的一切，都需要读者通过文本展示的点点滴滴去重新认定——“我”的讲述，实际是将读者引入了主观的内心体验。叙述者伪装着可靠的身份，语言充满隐喻和象征，加以魔幻、怪异、暴力的情节，就产生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三、精神世界的具象与主观真实

正如前文所言，《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充斥着丰富的象征。与其说主人公把读者引入了故事的事件表象，不如说是引进了叙述的迷宫——我们不妨做这样的猜测——正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样，象征的表象下，可能根本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小说的情节：“我”走在黄昏的公路上，心心念念的是找到旅店，这是我眼下的唯一目的，甚至超越了旅途的兴奋。我询问路人，全都没有得到答案，于是我们可以推断，“旅店”正是叙述者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追求的事物，或者说，意义和价值。黄昏时刻的遭遇，甚至有可能是数月甚至数年的浓缩——这样一来，具体情节就不那么符合逻辑，因为生活便是由莫名的片段拼凑而成。世界的本质是丑恶的，在不合逻辑的进行下，终于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

这样看来，《十八岁出门远行》便是“我”精神世界的具象。奇异的事件之所以飘忽不定，难以理解，正是因为它们是长期经历的加工和浓缩的显现——这一点类似睡眠状态下人脑对记忆的加工。在小说中，真实永远是主观的，这和历史学家的认识截然不同：现代派小说看重人的体验，强调个人价值的寻觅和实现。

作品全篇都是个人价值和世界的冲突——山和云使我联想起熟悉的人，即是熟悉的教育经历所传授的价值观，我的呼唤却无人应答；青年的热情渐渐被社会的唯利是图和利欲熏心浇熄；我维护他人的利益，却反遭背叛，等我要回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我甚至失去了仅有的财产：从家里带出的装有衣服、钱、食品和书的红色背包——这个背包可以看成是青年在学校、家庭中所受教育的象征，它的失去，则象征着我的价值观的危机。最终所有的事物都在荒谬中异化了。在小说最后，我独自躺在破烂的货车驾驶室里，终于找到了旅店，却失去了一切熟悉和珍视的东西——传统价值观下温暖的人情与世界的和谐一去不返，回忆终于成为了回忆。这便是出发之前的细节安排在小说最后出现的原因。

“我”在遭遇中成长，暴露出空心化的危机，几乎只沿着家门探头探脑了片刻，便铩羽而归，但所有的冲突与挣扎，都已暴露无遗。但令人深思的是，不管是“我”，还是司机或村民，都有着一种对待一切的漠然，对他们所遭遇的，没有任何的评论和感悟，事件就这样流水般地发展。对细节的关注反而加剧了故事的虚幻感，正如卡夫卡的《骑桶者》一样，除了骑着煤桶在半空中飞行这样显然不合常理的设定外，一切都一本正经地发展，所有的描写、对话和心理活动，都与平常无异，就连骑桶飞行的设定，都是不动声色引入的——荒诞感油然而生，要显现的和要批判的自然在叙述的变换和狂欢中浮出水面。

1987年余华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后，意识到新的小说范式开始显现了，这是他对“何为真实”的思考的回应，他写道，“在1986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真实在讲述中断裂，在梦境般的传达中崩解和重构，从不可靠的主观叙述和事件的蛛丝马迹中还原事件的全貌，而不是怀着天然的、想当然的全知视角，才是人类认知更合理的方式。

2020.5.17

参考文献

[1] 余华：《虚构的写作》，《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2]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
[3] 阮春梅.荒诞中的合理：解读《十八岁出门远行》[J].文学教育(上),2020(0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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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正耀.变形了的信息——《骑桶者》的不可靠叙述艺术[J].中学语文教学,2016(04):43-47.
[6] 于勇成.“遭遇”成长与空心化的成年仪式——论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J].扬子江评论,2017(05):1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