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抵相信作品的接受过程存在某种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似乎抱有某种期待，而要在对象里找到接应。《边城》的读者往往希望一支温润的牧歌——但得到一种平静的大悲凉，所有善良的人谨慎地谱写田园诗，却造成弥漫的忧愁。对如我一般庸俗的现代人，《边城》的故事其实过分地优美，又因不可经验，以至于我怀疑它的合理性。就像是“故地”这一印象的幻灭，我所以为的质朴人与事与景，在现实的归来里确凿为陌生且雷同如异地的嘈杂街市，以及一筐挣扎的螃蟹。这种巨大的落差加大了印象的悲剧性：尽管它值得期待和赞美，却终归是镜花水月；我永可把它作美丽的理想，却又要忍受它在现实之外遥不可及的呼号。

因此，与其说《边城》的故事有某种悲剧意味，不如说阅读《边城》的过程才是一场悲剧。繁忙渡头的质朴生活，端午水边的青涩偶遇，赛唱山歌的浪漫争斗，以至远行者的溺亡、负气者的出走、孤单者的守望，均是善良，均是温柔，均是诗意，均是美。但这醉人的美丽之下，却流淌着某种淡淡的忧愁，某种地久天长的孤寂。这悲剧不壮烈、不撕扯，亦不引起义愤，而在向往之外生出惋惜来，又因不可及的美好深深失落——悲剧的缘由竟不是故事，而是经验的落差，这正是《边城》中爱情故事所以迷人的根源，它触及了读者自身。

“我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正如沈从文在《水云》中所写，《边城》更像一个完美的“范型”，是一面镜子，让湘西小城天然古朴的人伦善美，映照现实的纷乱螺旋，这是有明确现实指向的另一个世界，而它所指在文中尚未完全到来，却是更大的悲剧甚至灾难。阅读《边城》后，我总会有袅袅隐忧，就像沈从文在题记里的警告：“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这样一来，《边城》似乎是鲁迅《故乡》的前半部分，是风霜之前的金黄月亮，是尚且繁荣的海边瓜地——那种隐忧，就像星新一《喂，出来》文尾飞出的小石子，是山崩前的飞沙。出走的傩送是否归来？又会归来何处？——“有人羡慕二老得到碾坊，也有人羡慕碾坊得到二老”，是否预示某种新价值的萌芽？也许二老归来，却成为碾坊的新主人，悲剧才是真正发生了。而若是大老不曾溺亡，是否又会有兄弟阋墙的更大悲剧？湘西小城并不闭塞，繁忙的码头，来往的商客水手，无不暗示现代性的入侵。”现代“正在来到湘西，用唯利的价值取代朴素的人情”。

而在《边城》中，一切都尚未发生，但我们来不及感到庆幸，就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后来的悲剧之中：在某个时空里，傩送的山歌与美言，变成精心描画的大饼，而无实际行动，甚至不愿意和爱慕的女孩坐下来真正谈谈心；而翠翠的活力与娇羞，也变成“阶级跃升”的可怖谎言；兄弟二人淳朴的钟情不再敢于妄言美好，而成为不负责任的原始冲动；祖父变成经验丰富的情感商人，希望把孙女买个好价钱；大老变成“封建保守的垃圾”，一面要山歌的听众，一面要勤劳的婚驴；碾坊主变成强取豪夺的大反派、杨马兵变成隔壁老王或是人贩子；就连翠翠的父母，也是不负责任的典型、乡野的反面教材。信义与情爱在唯利和暴戾面前丢盔弃甲，纯洁的故事沦为幼稚的笑话，而这种可怕的环境，正是读者的现实。

就是这样的“现代”的魔影，游荡在《边城》的温润溪流之下。沈从文竭力描绘一个充满古典庄严的“故地”，是自然之美的沃土，心灵之善的起源，这故地是如此之纯美结净，孕育了勤劳耿直的船夫水手，“山头黄麂”一般天真活泼的女子，就连他们“不凑巧”的生于“善”的悲剧，都显得神圣美好。但若是仅仅止步于描绘一个良善的乌托邦，《边城》也不会有那么高的艺术价值。事实上，这种引发良善者悲剧的“不凑巧”，其实也是人性善与“异化”初起在朦胧中的碰撞——变易意味着偶然，偶然引发悲剧，人生无常，无论本心如何，都为随机的不可测的命运裹挟，成为社会的缩影。无论边城的人们是否认识到、是否欢迎、是否预见这种改变的意味，现代文明都已经轰轰烈烈地到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价值、新的生活方式，和不同于温柔牧歌的真正的悲剧；而发生在湘西小城的动人故事，则仿佛是故地余晖里，最后一首抒情诗。

2020.11.28